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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行》观后感
自从1968年乔治罗梅罗的《活死人之夜》上映伊始，「僵尸（丧尸）片」作为一种亚类型的电影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迅速受到观众青睐的同时，也在僵尸片鼻祖罗梅罗后续几部作品（《活死人之夜》、《活死人黎明》、《丧尸出笼》合成「僵尸三部曲」）中确立了本类型影片的一些固定套路：诸如僵尸没有思想、通过噬咬传播感染病毒、杀死僵尸的唯一方式是摧毁大脑、幸存者总是在狭小或密闭空间内勾心斗角、政府总是扮演无能的角色等等。
这一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便成为了电影素材库里最受欢迎的素材之一，各种有僵尸元素的恐怖电影层出不穷，还发展出了与悬疑、爱情、动作等其他元素混搭的作品。甚至在游戏领域，「僵尸」也是被折腾得最多的怪物之一，各大游戏厂商花样百出，留下了许多金字招牌，而其中像《生化危机》这样的大Ip还能反哺电影。但相比在西方的繁荣昌盛，僵尸片在东亚文化圈里始终没激起多少浪花（香港的僵尸电影非同一范畴），特别是在类型片体系最为成熟的韩国，也未有导演对其进行本土化完善，直到2016年《釜山行》的异军突起。
很难想象这么一部千万观影人次级别的现象级电影居然出自一个从无真人影片执导经验的菜鸟导演。随着《釜山行》在短短数月内的传播、发酵和好评，延相昊这个名字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而非之前动画电影的小众圈。他特别有创意的一手是将两部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作品以背靠背的形式推出，如此一来无论是前传性质的动画电影《首尔站》，抑或后篇性质的真人电影《釜山行》都得到了翻倍的宣传效应，不得不说是相当聪明的商业安排。
我们常说如今过分工业化的电影环境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亦连带着使得某些类型片走向了衰落。别看僵尸片时至今日依旧不乏人气，但不能否认大多数僵尸片在满屏的血浆和暴力背后，很少会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其实已然背离了罗梅罗运用僵尸这一题材来隐射社会事件的初衷。《活死人之夜》反越战、批评政府无能、挞伐资本主义、为少数群体呐喊。而在《活死人之地》中，罗梅罗的讽喻更进一步：僵尸和人的界限模糊了，产生了思考能力的僵尸似乎比三观陷入崩坏、终日缩在高墙后狂欢的人类更值得生存。
而从前人那里汲取灵感似乎正是延相昊和《釜山行》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在以末世的人性博弈与社会构建为内核的美剧《行尸走肉》上也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对《釜山行》的评价，更应同其姐妹篇《首尔站》放在一起来看。作为前传的《首尔站》反而是在《釜山行》之后上映的，对后者中没有交代的「僵尸是如何出现的」等问题作了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对韩国政府、社会和人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辛辣嘲讽。现实生活中常年在首尔市中心区域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人群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焦点，病毒正是从这群人中间开始蔓延的。社会不同阶层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执法者的无所作为被生动地一一还原。穷人生不如死，唯一的反抗途径就是变成僵尸，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相对于《首尔站》的黑暗走向和无所顾忌，更商业、更面向大众趣味的《釜山行》显然做了些收敛，同时也稍微削减了延相昊一贯偏爱的坎普风格。不过，批判政府向来是忠武路的「政治正确」，尤其近年来接连发生了「世越号事件」以及「MERS病毒事件」后，韩国电影人对政府的指控愈加激烈。在《釜山行》中，政府的狡猾无能依然存在，比如对于僵尸蔓延的处置严重滞后不力，为了维稳而谎称是群众游行而造成的混乱，既欺瞒了大众，又将正当的游行污名化。
然而，相比「抨击政府」和将「列车」符号化的隐喻，《釜山行》的重点还是在对人性的开掘上。本片没有树立绝对的英雄，从主角石宇、到所谓的反派金常务、再到几个主要配角都有自私利己的一面，特别是在列车这样的封闭环境中，人与人的信任和友善势必变得异常脆弱，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亦势必暴露无遗。僵尸为何令人恐惧？它不是毒虫猛兽，也不是外星异种，恰恰因为它本就来源于人类自身的变异，看似普通的常人也许在顷刻间就会异化为择人而噬的怪物。僵尸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表征了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与以金常务为代表的极端利己者实无本质区别。
但延相昊在影片中仍然给人性留下了一点希望。虽然石宇在有限的电影时长里的转变未免突兀，可是作为一种象征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为了保护女儿，在感染病毒后的温情闪回和跃轨自尽的慢镜头剪影，既符合韩国电影惯用的煽情手法，也预示着一种人性的「新生」。这种「新生」不仅体现在石宇身上，导演将幸存者设定为一名孕妇和一个小女孩明显同样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更何况影片结尾，狙击手在听到小女孩的歌声后出现了迟疑和放弃，而非《首尔站》里的无差别射击。
总体而言，也许《釜山行》因为B级感不够而没能让血腥恐怖粉过足瘾，但作为一部好莱坞风格的类型片，它的制作水准绝对是合格以上的，套路以内的东西该有的都有，且没有什么很大的硬伤。包括《首尔站》在内，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延相昊赋予了这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一些鲜明的韩式烙印，比如承担起作为一种媒介的社会责任，反映韩国的现实状况，并用电影为某些群体进行话语抗争，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正如乔治罗梅罗在接受《时代》采访时总结过的理念：「我希望能给僵尸们一点点身份认同，我只是觉得我们得时刻记住，它们就是我们。它们从一种生命形态中走出，进入了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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