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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课堂观后感(1)
许多关于“弱势群体”的故事片成为“弱势群体”这一指称本身所预设的“拯救”主题的简单操练;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类对于边远乡村的诗学想象，它们可能会被冠以“苦难诗学”的名义大加鞭挞。这让类似题材的故事片越来越难拍。除非作者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某种本质。我们来看第二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参展影片《一个人的课堂》。
在问题戏剧的语境中，没有什么比儿童更能显示教育的本质。从戏剧角度而言，“留守儿童”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可供我们反思教育本质的“前现代”的戏剧场景了。如今人们对留守儿童已经不再陌生和惊讶。人们普遍相信，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从属于社会机制的改良(譬如横跨城乡、蓬勃开展的“新村”建设)，因而只是暂时的。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则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情。何况完善的、公式化的城市教育体制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答案。在城市教育中，诸多举措的“数据有效性”舒缓了人们的神经：公式化的升学率方案如此稳定可靠，父母和老师的角色都变得模糊和被动，仿佛教育问题已经没有戏剧性的紧迫感可言。当人们开始关注留守儿童时，他们的神经可能早已麻木，这让他们的关注流于水平，并且离问题的本质越来越远。影片《一个人的课堂》在结尾打出字幕，表明这部电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但影片的主角显然不是儿童，留守儿童问题被作为一个教育者的遭遇来展示。不同于新闻报道和纪录片手法的镜头美学策略(失学儿童的“大眼睛”特写)，儿童在本片中趋向于沉默，这显示了一种戏剧式的反思品格，也是本片的戏剧性所在。在许多戏剧行动中，儿童的功能都是类似的。戏剧行动中的儿童有一种天然的“沉默”特性，他们的在场往往指向戏剧行动的原因，而他们本身却不需要过多地参与。让儿童创造奇迹，或者让儿童特立独行，这并不适用于严肃的主题。类似的设计很容易让人想到宗教上去(如查尔斯·劳顿执导的《猎人之夜》中的小兄妹)。没有什么行动能够比儿童的沉默更能打动人心了。我们将在影片中看到：留守儿童们一个个地消失不见，最终只剩下一个。如果导演不做妥协的话，这仅剩的一个儿童也将缺席。在这一点上，影片富有谐趣的笔调中透着一股冷酷的敏锐，催人反思而不是催人泪下。它讲故事的方式让那些敏感的观众联想到的，可能不是《美丽的大脚》，不是《凤凰琴》，甚至不是《一个都不能少》，而是《童年在瑞金》(黄军，1989)。在以往，“休克体验”对于观众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如今“休克”对于观影体验而言往往是灾难性的。《童年在瑞金》那部影片给观众的休克体验可能正是本片导演所要努力避免的，然而我们还是心有余悸。不必追问导演是否因此“降格以求”，总之导演将叙事的重心转向了留守儿童教育的师资问题，并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原生教育环境的衰败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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