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乡土中国》,我想结合文章里的三句话谈谈我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看法。
第一句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总存在私的念头,披着公的外衣实现最终的私欲。
很多主流人士以公仆自居,犹如一只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而现实是,监狱里住满了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我们的主流人士,也总是强调我们诸如要爱党、爱社会主义等一类的大道理,却总是有意无意的忽视了个人价值与个人需求,涂脂抹粉地编织大道理,甚至要求别人不仅只做大道理许可的事,而且要把大道理作为自己做任何事的唯一动机。如果总是一味的用集体主义来阉割个人价值,那么有些话,就像嚼口香糖,你嚼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还会有味道吗?就算你换个人嚼也一样。?一群不道德的人告诉你怎么做才是道德的。一群不遵守规矩的人告诉你要遵守规则。
好像有人总要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宅院里找地方下蛋一样,你没找准自己的位置,有人就不干,就不允许你下蛋,哪怕下蛋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事是不是很扯蛋呢?
如今的乡土中国,农民安土重迁,一方面是农民内心深处的固守,另一方面,归根于现今的城乡二元体制。整个社会被凝固起来,像一潭死水,没有流动。农二代内心深处积蓄着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却苦于现实的无力。
我们靠的更多的是领导者的自省和其所谓的良心产生下的自觉,而非制度因素。当不公降临在我们身上时,人们最期待的不是改良制度,而是渴望清官,渴望如乡土社会里的长老似的人物出来主持公道。而现实是,我们被残酷现实的火车碾过,正当我们要重新站起来时,火车又倒车了,更可悲的是这列火车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和谐号。
第二句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平时办事时,人们不是想着怎样按照程序来,而是先找关系。我们是关系型社会,而西方国家则多为制度型社会。中国的法律本身只具有观赏性,如同挂在橱窗里的漂亮衣服,好看,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穿。更可悲的是,遵守规则者往往被赋予愚蠢的涵义,而那些勇于乐于走后门者往往被羡慕的对象。关系和交情也成了炫耀的资本,记得上次有一个老师挺得意的说:他通过以前大学的室友的从中操作,顺利帮一外甥女上了大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有效的破坏规则。
第三句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
在当代的所谓的民主社会,人们依旧不重视自己的权利,敷衍地对待选举活动,对国家大事和社会也不闻不问。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庇护。这个国家是疾行的火车,但并不是所有人真把自己当乘客。正如王小波而言,我们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让我想到了英国诗人约翰*堂恩写的一首诗:
谁也不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成一块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便会缺其一隅。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第四句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
这就让我想到了这次的评优评奖,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如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里的十二个门徒一样展视着各自的嘴脸。我有时候会想,让一个女孩去经受这些争斗实在太过残酷。而现实是,我们中的有些人不仅适应了这种现实,还挺享受。有人说,如果被生活强奸了,无力抵抗时,就去学会享受它,很显然,我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学会了,不知道这是幸呢还是更大的不幸!我想:当一个女孩理性起来,实在太过可怕。
说到评优评奖,受伤后我还没痊愈,再给我时间。也请各位担待些,让我发发牢骚哦。
辅导员问有人穿了内裤没得,然后就看见一群人在提拉着裤子在证明自己穿了,甚至有人一边脱着裤子一边高喊:辅导员,看我,我穿了,而且还穿了两条。然后另一个人提着嗓子喊:我还穿了三条哩,接着又有人。突然又冒出另一批人说这批人没穿,于是一出后宫争斗戏就这样上演了。我说我也去证明下我穿了,然后就有几个人站出来微笑着指着我说:他没穿,他没穿,我证明。然后,我怒了,我甚至有脱裤子证明自己穿了的冲动,但还是忍了,穿没穿,我自己心里清楚。只是有一点我没想通,你自己穿了就好,为啥要管别人穿没穿呢。还有,当众人都穿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有的人不穿。
无论如何,二班,是抹不掉的;也是离不去的。对我们这些深处其中的人来说,这个班级所给予我们的冲击与启示,影响着我们当时的状态和心情,甚至能影响我们一辈子。但愿这四年结束后,我们都能满载收获地离开,了无遗憾。
对于真正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来说,尽管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和社会里都有各自不同的艰辛和无奈,但每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在追求着快乐和幸福。
钟,为你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