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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混战时期，作为小资产阶级一份子的潘先生，面对战乱所进行了一系列避战行为。
文中潘先生一共有三次“遇难”，第一次遇难时两个地方军阀在附近要开火时，于是潘先生带着家人乘火车逃至上海。第二次遇难是在得知教育局长要求准时开学的通知后，潘先生孤身返回家乡主持开学，回到家却得知铁路不通了，自己与家人相隔两地，音讯渺茫。第三次是听闻在碧庄地方两军交战了，战争的气息在潘先生周围愈来愈烈了。
这三次遇难，潘先生都十分“聪明”地躲避了，并且事后还为此沾沾自喜，潘先生就是辗转于这样的悲喜间，一味的躲避，寻找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躲藏。
潘先生在逃难时有多处具有讽刺喜剧效果的细节。如在第一次遇难中，作者并没有描绘潘先生如何一步步地乘火车逃去上海，而是单单描绘了潘先生在火车站坐车时的情景：潘先生自作聪明地调排，让一家四口牵手排成一列，这种尾大不掉的队形注定不可能实施开来，可潘先生却还自鸣得意，不听他人劝告，在下车时仍采用此方法，致使家人走散。潘先生的这一行动正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愚昧不现实以及害怕变革的性格。也正是这一性格令他遇战而逃。“他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话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这种情态描写显风趣而又凸显地把潘先生那种小心翼翼但又多此一举的形象凸显了出来。潘先生为家人在车站走散的这种小事故而患得患失，已显现出了他的胆小与麻木，而他简单地认为一栏之隔便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就全身心放松下来，更是突出其随遇而安的特点。
除了对潘先生戏剧性的讽刺描写，文中还有多处体现了他虚伪迂腐的性格。比如在潘先生一家逃至上海入住在一家旅馆时，当茶房来问是否要晚饭，潘先生的孩子嚷要吃大菜，令潘先生觉面子挂不住但却故作没事，并且对茶房借口说路上吃过了仅需两客蛋炒饭。正是潘先生虚伪而好面子才会在点餐前还要说吃过了这种话，以此搪塞他所认为的“丢脸”。还有，在潘先生得知正安失守后准备逃去红房子避难时，他遇到了一个同业。那同业打招呼般问他去哪时，潘先生就失措地回答，在他模模糊糊的准备找个借口时，他才想到车已开动，自己不用回答了，这才令他安心地缩住了。他不敢表明自己去红房子避难，在途中遇到熟人时就担心自己说出来面子上挂不住。一个“缩”字正表现了他在慌乱过后便心平气和的卑琐形象。
潘先生从来都不会积极地正面地迎击灾难，只会一味的逃避，仅希望自己的小家完整，自身安定，却全然不顾整个国家的完整，民族的安定。对自己的三次落难，他只会恨他人的调兵遣将，恨教育局长的主张开学，恨儿子的未成年。他不懂得想想自己，看看自身有什么可恨之处。并不是别人令他逃难而是他自己在逃避。
潘先生的这些行为都是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不符的，他顶着神圣光环令人唾弃的作为把他的虚伪、自私与软弱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不管是破旧的茶楼还是蚊叮虫咬的破厨房，他都能很好的适应，只要能活着。以及到最后，他成为军阀的政客，为战争，为军阀统帅们歌颂，都体现了他畏葸、苟且偷安的性格。他的作为并没有他的职业那般高尚。他的苟安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也在作者的笔下尽显。
《潘先生在难中》通过对战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的剖析，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与虚伪，来表达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灾难，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作者通过对站争、对人性的描写将矛头指向了根本——整个旧中国的腐败的制度。军阀统治使得民不聊生，该批判；虚伪黑暗的教育界，该批判；民族的麻木愚昧，该批判……作者对旧中国落后的制度感到愤怒与叹息，对民族的愚昧、苦难有批评、讽刺却也有同情。然而，这样巨大的愤怒与批判，又何尝不是对未来光明的呼唤与呐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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