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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胡颖峰
宜丰天宝古村，青山环绕，清流穿抱，一百多幢明清古建筑静静伫立，它的温厚不仅在于景致，更在于其人其事。长篇小说《天宝往事》以天宝古村为蓝本，展现了晚清民初江右名家——墨庄刘氏家族的沧桑变迁。这是一个商贾家族，振兴纸业，声震朝野，“产业救家族”，名门闺秀李秀珠破族规、做女雷公、走纸棚的传奇故事富有现代气息，拐子举人做擘头的故事不同凡响。这同时又是一个书香世家，科场仕进，宦海沉浮，刘家玉做了官要让黎民百姓过上富足安稳的日子，刘开柏中不了举也要办乡村职业书院造福百姓，从书斋书本中闯出一条路来。故事就在这两个层面上交织并进着展开，时代与家族、历史与人的命运互相影响，家国同构，写出了一个旧时代的“中国梦”，抒发了一腔赤子情怀，思力不浅，气魄不小。
这是一部有根的小说，它的根就扎在作家刘建华生活的宜丰这片土地上。歌德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必须有一个用他的一生来辨析和陈述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激动，没有一种生活能让他愿意付出许多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去书写，真正的写作也就无从开始。中国人对故土、家乡和家族的感情是很深沉的，对于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那个埋葬了自己祖先的地方，很多人都存有神圣的情感。如何理解自己生长的地方，背后隐藏着一个作家是如何理解中国人的情感和现实。这个地方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学和精神学意义上的。
我们看到，以往很多地域小说写作的重点不在地理背景，而在土地上的人；人物是主旨，地域只是背景。但到了现在，很多地域小说对于地志描摹的比重以及地域意识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地域开始被赋予一种崇高的象征地位。地方书写被认为是凝聚认同人的存在、凸显地方特色、保存地方文化记忆的策略。《天宝往事》这部小说体现出的文化性色彩，便突出了一种写实的正确性。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宜丰人，她以自己生活的亲身经历，为这一方地域留下了精彩的笔墨文字，其中关于天宝古村的历史，关于这一方地域的婚丧嫁娶、起居饮食、阁楼建筑、风俗习惯、地方歌谣等事项，关于传统土纸制作的工序流程、行销售卖等，作者都了如指掌，这使她写起来得心应手，一气呵成。这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作家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真正研究透一个地方、一族人群，包括把这个地方的野史、稗史、民间故事都熟读，把这个地方写好写透，那么这个地方就可能成了作者风格化的一个标记。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纯粹的文化学表述并不属于文学写作的范畴，那只能是地方志、考古学意义的描述，这显然不是作家所追求的；作家所要努力的，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寻找艺术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地方乡土经验，包括各种生活记忆和家族背景，是一种很重要的写作资源。写作如果只靠阅读经验或书斋里的想象，就容易变得苍白无力，而像《天宝往事》这样贴着土地来写的小说，细节自会丰盈饱满，作品就会有质感，内里气息也才会显得活泛。这部小说的胜出，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地方乡土经验对作家的塑造，地方文化记忆储备对作家而言也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由此我们才会在作品中读到很多细腻动人的描写。比如作者通过李子卿的眼睛看到的墨庄刘家的一切：那里的商铺长街，市声扑面而来；那里的人家晾衣服是这般讲究：“从屋里长辈晾起，男女分开，不得交缠，更不许错了辈分”；那里的一顿招待酒宴，礼仪自成一格，“日常生活里一招一式都内蕴深意，风雅之极”，“一啄一饮都由文墨熏陶，自成书香味道”；而游玩揽胜看到的七彩石刻、门窗木雕、重檐阁楼、功名匾额等，也尽显几百年根深叶茂的大家族气象。小说还铺陈了各种村落场景，包括刘开柏娶亲，秀珠初到天宝在六门十三第看到的一切，以及打麻糍、姑爷面，等等。这些细节描写，充满了地方的实感，透露出作家固有的地方生活的底子。因此，我们强调地方乡土经验和文化资源，其实就是强调“写作要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不能过度虚构，想象无边，要在一种经验和生活里扎下根来”（谢有顺语）。那些优秀的家族小说，都具有一种实证精神，能够写出家族及其所在地方的常识，进而在常识中还原人物和历史。
有评论家指出，在中国当代，黑暗的、刻薄的、绝望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太多了，而温暖的、善意的、带着希望的写作太少了，这是人心受经济大潮冲击而物化的结果。我们看到，刘建华的《天宝往事》对于脚下生活的这片土地的亲近和认识，可以使小说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因为乡土大地保存着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伦理和情结，使人能够找到自身的自我定位和精神来源。美国作家黑塞就称作家是母性的人，“此种人以大地为故乡，酣眠于母亲的怀抱，是由于他们富于爱和感受能力”。这种爱和感受能力也使刘建华写出了《天宝往事》这样一部抱着激情、带着希望、怀着梦想的作品。作者找到了一个有着落、可以寄托的地方，因此也就有了她应该有的守望，这既是一种对血脉精神的召唤，也含有一种对地域传统文化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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