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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题辞》：
国庆长假不打算出游，人太多太吵。就宅在家看看书，去河边散步散心。最近正读鲁迅的《野草》。鲁迅的书是有难度和深度的，《野草》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读得很累、很慢，但是累并快乐着。边读边作些笔记，细细读来慢慢消化。我相信这个长假会过得充实、快乐。
《野草》是鲁迅内心世界的自我追寻及剖析，有着他个人对人生问题的全部探索。《野草》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
《野草·题辞》作于广州，当时正值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不久，它反映了作者在险恶环境下的悲愤心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鲁迅《野草·题辞》）
※《秋夜》
《秋夜》的主要诣旨，是以“枣树”这一意象表明作者鲁迅对于“廪秋”和“奇怪而高的天空”所象征的世界进行韧性的反抗的精神；同时，也对严霜摧残的“小粉红花”和“小草”们表示深深的同情，对于追求光明而献身的“小青虫”表示悲悼与敬意。
“极细小的粉红花……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
“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
“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月亮窘得发白。”
（鲁迅《秋夜》）
※《影的告别》
鲁迅《影的告别》真的很难懂，我认真读了五、六遍，似乎才稍稍理清点头绪。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
（鲁迅《影的告别》）
在写《影的告别》半年之后，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是一种虚无者的充满现实感的生命哲学观。鲁迅明知社会如此，人生如此，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
这种面对“黑暗和虚无”的“实有”，进行“绝望的抗战”的精神，是鲁迅的生命哲学。
《影的告别》是一篇曲折的自喻性的作品。鲁迅所设拟的“影”与它依附的“你”的“告别”，是鲁迅内心的一种对话的表现形式。“影”的充满矛盾的声音，深刻地展示了鲁迅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环境中、他内心深处所有的黑暗与虚无的一个方面，同时也展示了一个先驱者在矛盾四伏中进行的“绝望的反抗”的悲凉色彩。
※《求乞者》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鲁迅《求乞者》）
“剥落的高墙”象征所处时代的颓败与没落；“灰土”象征人的生存环境；“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隐喻冷漠、麻木的人群。
“求乞者”是自处奴隶地位而不去反抗社会的不平却安于奴才命运的“奴性”的象征。鲁迅写的是对于“求乞者”的憎恶，内心深处是在为一个民族的缺乏抗争的奴隶性而悲哀和愤怒。
《求乞者》这篇散文诗的核心思想，是蔑视与反对生命存在中奴隶性的卑躬屈膝，反对浅薄的“人道主义”的说教。鲁迅对于当时社会的憎恶和他对于民族奴隶性的憎恶同样地强烈。他在这篇散文诗中暗示人们：社会已处在废驰与崩坏中，而人真正的解放乃是从奴性的求乞走向人性的抗争。
※《复仇》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鲁迅《复仇》）
关于《复仇》的写作意图与文章主旨，鲁迅曾经两次直接地谈到过。
1931年鲁迅在《/SpAN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道：“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鲁迅把中国民众中麻木的“旁观者”概括为“戏剧的看客”，而予以批判。
《复仇》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层面上的精神批判，更主要的是凝聚了作者自身沉思已久的生命哲学：做奴隶本身并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做奴隶而陷于麻木状态，连一点反抗和同情之心也没有的人们。对于这一现象，鲁迅思考的出路或人生哲学是：以死亡（“无戏可看”）来向麻木的奴隶者“复仇”。为了社会有新生，民族有希望，以“干枯”来“赏鉴”那些麻木者的“无血的大戮”，乃是生命的极致的大欢喜。
※《复仇》（其二）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鲁迅《复仇（其二）》）
鲁迅在《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写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
在《复仇（其二）》中，耶稣本来是为以色列的幸福而传道的“先觉者”，他却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理解。相反，却遭到以色列民众的迫害。正是在“先觉者”耶稣与群众的对立的描写中，作者深刻地揭示了“暴君治下的臣民”们的“渴血的欲望”，乃至他们“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的心理。
在精神批判的程度上，《复仇（其二）》比前一篇《复仇》更进了一步。
《复仇》里的“路人们”还只是一群“戏剧的看客”，以自己的麻木去“赏鉴”别人的拥抱或杀戮，他们所有的是自身的“无聊”；而在《复仇（其二）》里，“兵丁们”、“路人”，乃至“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给耶稣的不仅仅是“戏剧的看客”的旁观与“赏鉴”，而且是残酷的戏弄、嘲笑、侮辱、钉杀。他们“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即使这“他人”是为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众人的幸福而奔走呼号受难牺牲的“先觉者”。鲁迅深刻地揭示出这样一个残酷的矛盾：为群众而牺牲的先觉者最终却成为娱乐群众的“牺牲”，他们的牺牲只是满足了“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大悲剧！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实！鲁迅以耶稣的清醒，对于这个“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事实，以一种“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的心境，作了有力的“复仇”。
* 参考书：《/SpAN野草二十四讲》（孙玉石著，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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