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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为了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在韦伯的论述中，就是理性
精神。在论述中，韦伯以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为主，围绕这一教义的内在精神阐发宗教对信徒的影响。预定论要求人们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工作，并且只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人们在现世的一切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显示上帝的无上地位与荣耀。预定论认为，世上的人分为得永生和受永死两种，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在上帝创世之前就决定好的，上帝不是因为一个人具有多么高尚的德行而让他享受永生，而仅仅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基于这样残酷的教义，每一个信徒实际上是被孤立了，他们不能通过什么改变自己的被预定的命运，不论他的命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帮助他们。在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话时，我感觉到，既然对那些已经被上帝拒绝的人来说，他无法通过任何途径获得救赎，那么信奉上帝又有什么用处呢?上帝既然无法拯救被赐永死的人，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难道仅仅是在侍奉上帝之后被打落地狱吗?这极度违背现实，不符合人的一贯价值取向，同时这样的教义也是难以长久存在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个教义的妙处在于，一个人是无法在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是未知的。任何人都可能在死后得到永生。如果一个人要尊奉这样的信条，必然会扪心自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对于加尔文宗的创始人，即加尔文本人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自然对自己被选召的事实深信不疑，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含混不明：只要信徒具有对上帝的终极笃信，那么便可以确定自己的蒙恩状态。这个问题显然不能令广大的信徒满意，所以衍生出了两种确定方法。第一点，是从加尔文的话中衍生出来的，即个人坚信自己被选召，任何疑问都是魔鬼的引诱。
第二点，忙碌的世俗生活是获得这种自信最为合适的途径。而后一点正是鼓励信徒们入世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宗教基础。除了通过信条鼓励信徒们参加世俗活动，加尔文宗同任何宗教一样鼓励信徒行善积德。在韦伯看来，这种善行与积极参与俗世生活一样，并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一种确凿的证明，证明一个人从未远离过上帝，标志着个人的选民身份。基于以上的论述，一个信徒其实就是在终其一生为了天国的信念而努力工作，行善积德。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信徒都投身于资本主义商业中。同时，这些虔诚信徒具有的那种不惧困难，极力通过手段敛财(为了使上帝的财产增加)以及心无旁骛地努力经营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地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而所谓的天职，在韦伯的叙述中也正是过上帝所认可的那种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的生活，一切活动都与上帝的旨意与愉悦有关。所以韦伯就得出一个结论，新教的伦理确实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教义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发生作用。单单看结论，将一种现代的理性与宗教虚幻的信仰之间建立起一种纽带，实在是令人感到难以相信。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总是与神秘主义、虚无的来世与狂热而感性的信仰发生联系，而与理性的行为毫无关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足可以表明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韦伯的话，确实不无道理。值得指出的是，韦伯所认同的宗教伦理，是预定论。预定论本身就强调的是入世禁欲主义，要求个人在现世的生活中努力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脱离现实一味冥思苦想，在隐修中感悟上帝的召唤。在中国，道家出世而儒家入世，后者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于前者。儒家早就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如儒家文化对塑造社会形态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样，预定论在韦伯的论述中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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