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守望
我见过一个母亲,一个阳光下守望的母亲。母亲就站在七月炙热的阳光下,翘首望着百米外的考场,神色凝重。母亲脸上早就冒出豆大的汗珠。汗水早就将她的衣衫浸染得像水洗一样,她的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贴在前额上。母亲就这样半张着嘴,一动不动地盯着考场,站成一尊雕像。
树阴下说笑的家长停止了说笑,他们惊讶的望着阳光下的母亲。有人劝母亲挪到树阴下,母亲神情肃然的脸上挤出比初冬的冰还薄的笑,小声嗫嚅道:“站在这里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考场,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孩子。”没人笑她痴,没人笑她傻,也没人再劝她。
烈日下守望的母亲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目光扫了扫不远处的茶摊,就又目不转睛地盯着考场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母亲像摊软泥一样瘫在了地上。众人一声惊呼后都围了上去,看千呼万唤后她仍昏迷不醒,便将她抬到学校大门口的医务室里。
听了心跳,量了血压,挂了吊针,母亲仍然紧闭着双眼。经验丰富的医生微笑着告诉众人:“看我怎样弄醒她。”
医生附在母亲耳边,轻轻地说了句:“学生下考场了。”
母亲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拔掉针头,下了病床:“我得赶快问问儿子考得怎么样。”
绿洲里的老先生
记得有一个故事说宋朝的苏东坡和佛印禅师在一起打坐,佛印禅师问苏东坡:“我坐的姿态像什么?”苏东坡戏言:“你的坐相像一堆牛粪。”苏东坡反问佛印禅师:“我的坐相如何?”佛印说:“你坐得像一尊佛。”苏东坡很高兴,以为赢了佛印禅师,但是苏小妹告诉他:“禅师的心中是佛,看人都是佛;你心中是牛粪,看禅师的坐相就是牛粪。”
另有一个故事。一个青年来到绿洲碰到一位老先生,年轻人便问:“这里如何?”老人家反问:“你的家乡如何?”年轻人回答:“遭透了!我很讨厌。”老人家就说:“那你快走,这里同你的家乡一样遭。”后来又来了另一个年轻人,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老人家也同样反问他:“你的家乡如何?”年轻人回答说:“我的家乡很好,我很想念家乡的人、花、事物......”
老人家便说:“这里也同样的好。”旁听者觉得诧异,问老人家为何前后答复不一致呢?老者说:“你要寻找什么,你就会找到什么!”161、名气的价值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拟以3万美金的年俸,聘请曾任南部联军统帅的名将李将军为该公司董事长,但遭李将军拒绝,理由是他对人寿保险业务毫无心得。公司负责人当即告称:“阁下对人寿保险业务无心得无所谓,我们需要的是您的大名。”
“好的,可见我的名气很有价值,”李将军严肃地说,“正因为此,今天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要把它用在与它价值相配的地方。”
后来,李将军欣然接受了一个小规模专科学校校长的职务,年薪只有1500美元。
30000<1500,这在数学上是谬误,但在李将军那里却是名气的价值。于是我们便不难明白李将军为何在美国颇受尊敬,因为一个真正伟大睿智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更知道如何找到价值的归属。
不打不相识
《三国演义》开篇之笔,刘关张三位遇到一起,各述心中抱负,于是桃园结拜。不过,按清人笔记《坚瓠集》载,刘关张并不是这样认识,也不是这样结拜的。当时张飞在涿郡开酒馆,他上午营业,过午打烊,为了使卖不了的肉存放保鲜,张飞把肉吊在水井里,上面压一块五六百斤重的大石头,猫鼠小偷之类,干瞪眼,没辙。有一天,从山西来了位因杀人而避祸的大汉关羽,途经涿郡,要在张飞店里打尖,时间已是下午,伙计对他说:“肉有,全悬在井中,汝能举石,乃可得也。”其实这是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殊不知关羽力大无比,竟把巨石搬开,“轻如弹丸”,而且拿块肉就走了。张飞听到伙计回报以后,追上关羽,不容分说,抡拳就打,两个人“力相敌,不能解”,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卖草鞋的刘备路过此地,上前拉架,三个人越说越近乎,于是有了桃园结义。
《三国演义》已是不朽名著,但就桃园结义一节,我看并不如清人笔记《坚瓠集》写得好。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没有经过较量,光凭几句空话,就结成生死弟兄,是不可想像的。在《水浒传》里,梁山弟兄也多是打出来的。
不打不相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有些人可能越打越仇,一打就死。由打而相识,而成莫逆,一要有水平,二要有见识,三要有胸襟,四要有环境。但不管打的结果如何,相识还是相仇,打对事物发展,皆有好处。
当今文坛,似乎太平静,太温馨,太甜蜜,太那个。一个余秋雨,被人挑了点“硬伤”,就被认为是“石破天惊”,于是就有人出来挡架,摆平,和稀泥。其实,这种挑刺,姑且称之为“打”,对余秋雨未必是坏事,余秋雨如果是条汉子,也不会因此而倒下。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批评的程度,肯定不会再写出好作品。
遗产
有一则关于遗产的小故事。作者的妈妈患上重病,弥留之际,她安慰儿女和丈夫:“别带鲜花到我的坟上。因为我不会在那儿,当我舍弃这个身体后,我会到欧洲去,你们的爸爸也留不住我。”子女和她吻别时,她微笑说:“我们早上见。”
第二天早上,她死了。子女整理妈妈的遗物时,发现妈妈写的一首诗,题目是《遗产》——
“当我死去,把我留下的给孩子们,如果你必须哭,为走在你身旁的弟兄哭泣,把你的手臂环住任何人,像环住我一样。
我想留给你一些东西,比文字和声音更好的东西,在我认识和我所爱的人身上看见我的存在。
如果没有我你活不下去,那么让我,活在你的眼里、心里和善行里。
心手相连让孩子们得到自由;爱不会死,人会。”
李白的政绩观
清王琦注本《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八收录李白写的记、颂、赞这三种题材的文章共二十篇,《任城县厅壁记》列为第一篇。任城即今天的山东省济宁市。大约在35岁以后,李白举家搬迁到山东任城,而这篇写在任城县衙门大厅板壁上的文章,简略追溯历史沿革、介绍风土人情而外,以较多的篇幅记叙了当时任城县令治理地方的成绩,从中更可以看到李白的政绩观有不少独特之处。
特色之一,不崇豪侈。李白《任城县厅壁记》先说此地“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接着就说明这里“代变豪侈”的历史。所谓“地博厚,川疏明。汉则名王分茅,魏则天人列土。所以代变豪侈,家传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则鄙朴难治。况其城池爽垲,邑屋丰润。香阁依日,凌丹霄而欲飞;石桥横波,惊彩虹而不去。”这种豪侈之风,在新任县令治下,得到明显的抑制,风气为之一变。在李白笔下,虽然没有写某某县令大张旗鼓地反对豪华奢侈之风之类的文字,但是实际上后人却依然可以明白感受到他并不推崇豪侈之风的严肃态度。坐而言,何如起而行。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这种不崇豪侈的远见卓识,则成为李白政绩观的亮点之一。
特色之二,富礼并重。李白《任城县厅壁记》记叙新任县令治理地方的成绩,重点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逐步发展,既不放任自流,又不急于求成,这样才能真正给人民带来实惠,让人民安居乐业。所谓“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就是说的这一点。与此同时,李白非常强调人的精神修养或谓整体素质的提高与社会全面发展相协调。所谓“青衿向训,黄发履礼。农无游手之夫,机罕颦蛾之女。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用今天的话说,大约就是勤于学习、讲究修养;各勤其事,各安其位,尊老爱幼,路不拾遗。实际上,这就是李白心中向往的那种桃花源般的理想境界。
特色之三,重视舆论。李白《任城县厅壁记》最后说:“白探其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这说明,李白的这些记载不是自己的偏听偏信,而是来自舆论公议。俗话说“路上行人口似碑”,又说“公道自在人心”。政绩不是自封的,也是雇人吹捧出来的。只有得到老百姓公认的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
埋没
马克斯?韦伯很有意思,生前默默无闻,是卡夫卡小说中那类典型的对命运无助的小人物,1919年,他想以社会学家的名义到大学去教书,但慕尼黑大学并未理睬他的想法。他找到校长,校长也觉得这人莫名其妙的,不知他头脑里在想什么,什么社会学习呀,这是哪门子学问啊?名不见经传,且视他为头脑发热。
后来努了很多力,终于垮进了大学教书的门坎,但得到是个临时教习。连助教都不是。教的也是偏门科。他想被慕尼黑大学任命为“社会学”教授的想法,终生不得实现。实际上他到晚年才勉强捞上个教授职位,但他离世时日已不多了。完全成了现实的可怜虫。由于学校对他没有好感,勉强接受他的慕尼黑大学,还给作出了一条特殊规定,“不得利用课堂,讲授你那些什么社会学什么的东西。”为了生计的韦伯在一片哀叹中也只好接受了这一规定。
1905年,他出了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探讨资本主义的起缘。这个书也并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只印了3千本,5年间才卖出了1千多本。
死的前一年,他应慕尼黑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发表了两次演讲,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作为职业的学术》和《作为职业的政治》。也没有引起什么看好。总之,他是位被时代掩盖的人。没有声誉的人。
1920年6月17日,当韦伯的遗体被安葬在慕尼黑东郊墓地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学生和同事参加了其简短的葬礼。一个人来,又去了。但没有人在意他的来和去。真是凄凉的一生。
他的身体在地下呆了40年后,人们才发现,那个小人物是个大人物,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他的妻子这时候忙碌了起来,赶快整理他的遗稿,事实上他写了一生,多数都是遗稿,因为生前就没有发表过多少东西。60年代,慕尼黑市政府宣布,将一个广场和街道命名为“马克斯?韦伯广场”,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奠基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了80年代,世界各国关于他的研究已堆积如山。
总有些人生错时光,在历史上太多了,曹雪芹如此,塞万提斯亦如此。我在想,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浮躁的文字时代,文化“叫春”的时代,是不是也正在埋葬着伟大的人呢。我想肯定是。不论将来有没有发现出来。但埋没是一定的。